赤扈人南侵，天宣帝及滿朝文武卑膝乞和，不惜允下數(shù)以千萬計的金銀賠償，搜刮汴梁全城猶是不足，便以宗室女眷及后宮妃嬪折抵——纓云迄今猶覺這事荒謬之極。

　　而她身為宗室之女，當時即便沒有成行，但有如羔羊一般被至親之人下令囚禁在宮室之中、想著隨時會被送往虜營，那種種屈辱以及絕望無助，令她迄今都難以忘卻，還不時會從噩夢中驚醒。

　　當時的絕望無助有多難以忘懷，就注定了當時被救出王府有多刻骨銘心。

　　對當時還是情竇初開的纓云而言，情愫一旦種下，今生便無拔除的可能。

　　然而徐懷與楚山眾人統(tǒng)領兵馬越是立下赫赫功勛，卻越發(fā)受到朝堂士臣的猜忌與排斥。

　　纓云她身份敏感，特別是皇叔紹隆帝登基之后，她心里更清楚此生與徐懷終成眷屬的希望更是渺茫，只能將睠戀深深埋藏心間，默默關注著楚山的一切。

　　逃京事變之后，雖說埋藏內心深處的蜷戀一度活躍起來，但是司空府掌控朝野，與她自小養(yǎng)成的忠于宗室及趙氏王朝的觀念，又發(fā)生激烈的沖突，令她內心陷入矛盾之中難以自撥。

　　當然了，真正動搖她固有觀念的，還是宗室及趙氏王朝自身的腐朽、無能。

　　她僥幸逃脫大難就已經夠刻骨銘心了，數(shù)以千計的宗室子弟被擄往漠北承受種種非人折磨不斷有信報傳回，也深深沖擊著她的內心。

　　更不要說中原億萬百姓所承受那些慘絕人寰的苦難了。

　　不管士臣及士紳群體如何抵觸、排斥，但楚山所帶來的欣欣向榮的活力，卻又是誰都無法遮掩的事實。

　　取而代之已是大勢所趨，更關鍵的則是如何盡可能減少或避免這一過程所帶來的殘酷與血腥。

　　纓云這時候發(fā)現(xiàn)她不再需要掩藏內心的睠戀，發(fā)現(xiàn)自身的命運可以與更穩(wěn)定有序的過渡結合起來，就大膽的站了出來。

　　這也令她內心的情感就像火山熔巖一般激烈的噴發(fā)出來。

　　大婚相聚相守才短短數(shù)日，當然不能慰藉十數(shù)年如一日的睠戀。

　　從汴梁殘城出來，纓云隨徐懷住進東城外的軍寨之中。

　　細雨淅瀝不止，將那游歷殘都所帶來的哀傷拋之腦后，帳幃之中抵死纏綿，靈肉交融之際，恨不能將有如少女的嬌嫩軀體揉入徐懷那雄壯厚關的胸膛之中，承受著有如狂風暴雨一般的鞭撻，直覺靈魂深處都在劇烈的抽搐著。

　　史軫等人也是知情識趣，他們先往滎陽等地視看地方民情，三天之后與抵達汴梁的韓時良一起進入汴梁城東的參見徐懷，商議軍國大事。

　　這時候范宗奇率領史琥、蔣昂、鄔散榮、徐憚諸部四萬騎兵及馬步兵，經井陘西進河東，與唐盤所率領的京西行營主力會師，成功收復僅剩千余敵軍駐守的太原，前鋒兵馬則在徐憚、蔣昂的率領往嵐州、忻州境內殺去。

　　目前能明確的就是鎮(zhèn)南宗王府也沒有固守嵐州、忻州的決心與斗志，人馬正大舉往更北面的朔州以及雁門關外逃跑。

　　一切都順利的話，今年六七月除了能收復包括嵐州、忻州、雁門關、府州在內的河東路全境。

　　考慮到西路虜兵實力尚存，再加高峻陽高氏態(tài)度曖昧不明，王憲、顧琮率河洛行營及東川軍主力殺入關中后，主要收復渭水中下游沿岸的城池，暫時還不會急于西進、收復秦鳳路、熙河路等失地。

　　韓時良所部龍武軍主力已經完成淄州、齊州等地的收復，目前主要駐扎在齊州、淄州。

　　收復作戰(zhàn)歷時近一年之久，此時可以說暫告一段落，但收復作戰(zhàn)的重心在東線，在對東路虜兵主力的圍殲，司空府所轄精銳兵馬，包括以龍武軍為主的徐州行營主力在內，都集中在東線，河洛行營也被大規(guī)模抽調精銳戰(zhàn)力。

　　下一步要收復關中以西的秦鳳路、熙河路，作戰(zhàn)重心將要從東線轉到西線，涉及到主力作戰(zhàn)兵馬的大規(guī)模調整以及糧秣軍械等物資的調配，同時新收復地的統(tǒng)治也亟需恢復，地方凋敝之極的民生亟待救濟——這也是徐懷此次在汴梁召集將吏商議軍政的重點。

　　唯有新收復地的統(tǒng)治秩序恢復起來，農耕生產有一定程度的恢復，才能支撐后續(xù)縱深更為廣泛的作戰(zhàn)需求。

　　要不然的話，一切糧秣物資都從荊湖及江淮調運，橫跨整個河淮、河東以及關陜地區(qū)，支撐大軍殺入陰山南北以及隴右、河西，代價過高不說，不確定性因素也極多。

　　恢復對新收復地的統(tǒng)治，司空府大部分人都主張遵循舊制，最多在傳統(tǒng)的路司基礎之上，普遍設立統(tǒng)攬全局的制置安撫使，以便能更快的恢復地方統(tǒng)治及生產。

　　大越立朝之初，也是承襲前朝舊制，將全國分為十三道，之后又改為兩京十道，后續(xù)廢道制改為路制，陸陸續(xù)續(xù)將始定天下的十五路，增設至天宣年間的天下二十四路。

　　雖說大越行之百年的路制，有效防范了地方擅權割據(jù)的可能，但同時也將相對前朝原本就狹小太多的疆域切割得太零碎，對地方制衡也太過了，行政效率極其低效。

　　這些年來，大越看似實行了路、州、縣三級行政結構，但對路司權力限制太過，除了路一級四大監(jiān)司機構之間相互制衡外，對所轄州縣的管理、統(tǒng)制權力也一再被削弱，中樞基本上還直接插手州一級的軍政事務。

　　現(xiàn)在就算各地普遍設立制置安撫使，也很難實現(xiàn)真正的三級行政統(tǒng)治結構。

　　徐懷后續(xù)一定會繼續(xù)推進工造體系的大發(fā)展，新的生產模式，以及后續(xù)將陸續(xù)貫穿全域、新的砂石路交通體系，將令中樞對地方的管理、控制能力得以大幅度的加強。

　　倘若還繼續(xù)實施切割一方、過度壓制地方集權的舊制，就不合時宜了。

　　徐懷想著在新收復地，先一步到位實施有利地方集權的行省制。

　　這也是為帝國將來更大疆域的擴張做準備。

　　行省制也并非徐懷完全空想。

　　早在魏晉時期，中樞執(zhí)掌尚書省、中書省或門下省的重臣出鎮(zhèn)地方，會在地方設立行尚書省（臺）等機構總攬一地軍政事務。

　　隋朝初年甚至短暫的設立過淮南行臺省。

　　徐懷計劃將京東東路及京東西路大部置齊魯行省，省治淄州臨淄；將河東路改置河東行省，省治太原；將原陜西五路并置陜西行省，省治京兆府萬年縣（今西安）；將河北路改置河北行省，新收復的燕州、薊州等故地，也都并入河北行營管轄，治燕州府淅津縣。

　　同時徐懷還計劃將河洛、京西、京南行營轄區(qū)，與南陽、汝蔡等地合并一個大的河南行省，歸司空府直轄，治南陽府泌陽縣——而京荊路撤消之后，荊州及南蔡等州縣，重歸荊湖北路。

　　江淮、荊湖等地暫時不推行行省制，避免阻力太大。

　　不過，除了齊魯行省所轄的京東東路及京東西部大部分地區(qū)受戰(zhàn)爭摧殘極其嚴重，亟急一個強有力的行省機構推動地方生產恢復外，河北、河東以及陜西，還將同時承擔后續(xù)主要的作戰(zhàn)重任，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行省機制，統(tǒng)轄轄區(qū)的軍事資源。

　　而汝蔡、南陽以及河洛、京西及京南地區(qū)，原本就是司空府的根基所在，合并設立一個大的河南行省，與新設立的河北、河東、齊魯及陜西行省歸由司空府直轄，在世人看來都是徐懷加強司空府集權、加快禪讓進程的一個關鍵步驟而已。

　　行省依舊設立制置安撫使、轉運使及提刑使分掌軍事、民政及刑獄等事，看似跟舊制沒有太大的區(qū)別，遇大事仍然需要三使會商，但行省三司可以依照律令自行決策地方事務，不需要請示中樞。

　　除了州縣主政官員仍然由中樞直接任命、實期進行輪調外，其他官吏的選拔與任命以及調動，都可以由上級機構負責決定。

　　四大行省設立之后，主要軍政官員的任命，不僅決定后續(xù)的戰(zhàn)事安排，還將在一定程度決定帝國后續(xù)的權力格局。

　　目前韓時良率徐州行營主力在收復京東東路絕大部分城池之后，此時駐留在齊州、淄州休整，自然是齊魯行省制置安撫使的最佳人選——徐懷也希望使韓時良率龍武軍治理齊魯行省以表示對他及韓氏的信任。

　　“時良雖年近六旬，但猶有統(tǒng)兵征戰(zhàn)之能，愿為使相效開疆辟域之勞，而非碌碌無為徒居高位，”大帳之中，韓時良坐于徐懷的左首，聲音沉郁的說道，“而時良效命司空府之初衷，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附驥尾而致千里也，請使相賜時良開辟疆土之榮名也……”

　　除了徐懷當年從朔州南返，在汴梁與韓時良匆匆見過一面，彼此留下不算太深的印象外，之后這些年哪怕是同為一殿之臣，卻一直都沒有機會相見。

　　這些年來韓時良即便因為追隨當時還是魯國公的紹隆帝以及楊茂彥等人去了魏州，被徹徹底底打上了潛邸系的烙印，但他內心深處對潛邸系眾人并沒有什么認同感——他這些年也是潛邸系內部默默堅持抵抗路線、堅持與中樞合流，反對分裂的核心或者說靈魂人物。

　　逃京事變后，潛邸系受到重創(chuàng)，韓時良寧可被當時已大權獨攬的司空府孤立，也決意留在抵御赤扈人的第一線，而不是與韓氏退往浙西圖謀割據(jù)。

　　那時候韓時良還沒有想過要直接投附司空府，還想著不管怎么說，紹隆帝對他都有知遇之恩，他想著自己最好的結局，大概是交出兵權，歸隱田園，以全身后之名。

　　卻是潁州大捷之后，韓時良才改變初衷，不惜背上忘恩負義的罵名，選擇直接投附司空府，除了希望進一步加快收復中原的進程外，他內心深處也渴望有朝一日能重現(xiàn)漢唐榮光，將西域、遼東、漠南等等，都納入帝國的疆域中來。

　　他寧可為此馬革裹尸于沙場之上，而不是留在腹地，做一個避免不了會被猜忌的權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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